摘要：
为什么1937年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要迁都重庆？当时国民党能不迁都吗？请给出理由。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 为什么1937年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要迁都重庆？当时国民党能不迁都吗？请给出理由。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
是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指出：暴日分兵西进，副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同日，国民政府还决定，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以及卫生署迁至武汉。
11月23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南京乘中山舰抵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 声称：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意义有二：(一)不受敌人威胁；(二)期能发动全民最广大之抗战力量。
重庆有三峡天险且四面皆山，鬼子不易攻入，而昆明虽是高原，但那时鬼子已经进入香港、东南亚等地，对昆明来说并不能算是安全的。这是我自己的浅薄理解，期望看到权威说明。
不能因为自”七七事变”以来，国民连续在正面战场大溃败．
为什么1937年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要迁都重庆？当时国民党能不迁都吗？请给出理由。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
是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指出：暴日分兵西进，副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同日，国民政府还决定，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以及卫生署迁至武汉。
11月23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南京乘中山舰抵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 声称：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意义有二：(一)不受敌人威胁；(二)期能发动全民最广大之抗战力量。
重庆有三峡天险且四面皆山，鬼子不易攻入，而昆明虽是高原，但那时鬼子已经进入香港、东南亚等地，对昆明来说并不能算是安全的。这是我自己的浅薄理解，期望看到权威说明。
不能因6261696475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431353263为自”七七事变”以来，国民连续在正面战场大溃败．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迁都重庆而不是西安里？
战乱动荡的20年间，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在内忧外困、时局艰难中，仍然步履蹒跚地做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百忙中亲临兰州，视察与督导西部建设。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旷日持久的持续消耗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破袭臊扰中，有生力量受到重创，短期内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线开始稳定在蒋百里战前国防规划中预定的区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不再奔波于前线，宵旰不宁的蒋介石有了闲暇，能够着力于考虑西北事宜，从开发到降服西北诸雄，收归政令于中央。他认为： “从事于西北之建设，并将新疆与青海之全部铁路一气呵成。盖战后20年内，如有外患，则我必取守势，仍欲引敌至我内地决战”。他萌生了迁都西安的打算，“南京与北平皆近海，最初30年必不能建立强大之海军为之掩护，故首都地点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适中，介于东北与西北之间，足以控制全国”。抽暇到西北再次巡视，成了他的一个念想。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开始了对位于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巡视。莅临兰州后，他下榻在渝中兴隆山双峰中的栖云峰东南半坡的别墅里。清晨起来，面对山下兴隆峡里的潺潺流水，遥望满山苍翠的云龙峰，流目映着朝晖，一片裹着霞光的陇南山川，蒋介石慨然道：好山水，想不到，童山秃岭的甘肃，也有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他由是想到，只要有了土壤、有了水，西北的干山荒滩照样能长出郁郁葱葱的树木。这坚定了他西部开发的意志。 随后，在胡宗南的陪同下，蒋介石首先来到玉门油矿视察，在匈奴以为天山的祁连山腹地，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矗立起一座座钻井平台，中国无油的历史将要结束了，这里会涌现一座万人规模的大油矿，蒋介石喜不自禁，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 8月28日，蒋介石飞抵嘉峪关，登临关城，西北望古称西域的那块辽阔的国土，他豪情满怀，发誓要把它收归中央，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样思忖着，他多么想亲往迪化（乌鲁木齐），屈尊面晤盛世才（新疆督军，军阀，东北人，后内调为农林部长，去台湾）。但是，新疆机场由苏军控制，蒋介石心里不再愿意与苏联直接打交道。于是打消了念头，命令随行的陈布雷拟电报邀请盛世才到兰州一会。但是，一向多疑的盛世才以边情复杂、不便分身为由，终不肯前来应命。蒋介石一筹莫展。宋美龄慨然愿往迪化，代为说辞，遂于次日在朱绍良（西北长官公署主任）的陪同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迪化，去抚慰盛世才。见过世面，熟谙东北人心理，颇能应对草头王的宋美龄的一番游说，动之以情，晓以利害。与苏联人已心生芥蒂，需要寻觅靠山的盛世才最终决定投向蒋介石，同意国民党派遣党务人员和中央军部队进入新疆。在确定了对新疆有关人员的安抚政策后，蒋氏派中央军十万大军入驻新疆，调盛世才回中央任职。又调整了对西北几马的兵力部署，完成了对西北局势的掌控。 1942年9月3日，蒋介石在视察了宁夏马鸿逵部队后，由宁夏飞抵西安，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一连五天，他先听取各军师长的汇报，然后自己作了两天的讲评。驻扎西北的军事将领普遍反映人马补充困难，士兵吃不饱肚子，部队药品缺乏，疾病流行，要求中央解决。蒋介石听着这些诉苦，心中焦虑而恼怒。自北伐甫定，建立政府以来，内忧外患，未尝有一日消停。灾荒、战争已经消耗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在半壁河山、民生凋困中，如何讨得了财富和金钱，物资与给养？蒋介石批评各级将领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西北驻军要体谅中央的困难，力行勤劳俭约，凡事自动自理，来解决一切补给困难。他指示西北驻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建设西北，即屯垦、畜牧、兴办水利、植树造林、发展交通运输五大任务。他告诫胡宗南等人，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爱，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不可视为边疆而言辛苦。心里却在盘算该如何启动这种建设。 巡视归来，针对西北人口稀少，地利废弃的情况，蒋介石提出要奖励移民，认为，所有不必留在内地的机关，都可迁往西北以充实边地社会活力。为此他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道手令。但是，行政院秘书处在接奉他的手令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签呈，提出：“关于裁减人员部分，党政军机关所担负工作之爱质不一，员额亦各不同，公务人员在年龄、经验二方面究有几分之几宜于开发边疆，凡此皆应详加考虑。”对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可行爱提出了疑虑。因为战事紧张，诸事繁杂，办事人员以为蒋发了神经病，不大理会他的这个指令。蒋的规划和意图虽然在兰州引起巨大反响，却被封存于襁褓之中。
重庆是什么时候列为陪都的？陪都是什么意思？
陪都：因政治地理原因或其他政治军事形势的原因，朝廷或国家在正式首都之外选择特定地理位置所建立
的辅助爱首都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比如唐代和明朝的
两京等。
重庆正式确定战时首都是在1937年底淞沪抗战期间，而正式宣布为陪都应该是在1940年。西安在30年代初
曾经被列为陪都的候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
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
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
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
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
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
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处于不
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
话，强调“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
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并明确提
出了四川是“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
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随
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到重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西安曾经被列为陪都的候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在其日记
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并在四届二
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并一度形
成开发西北的热潮。
但是，选择西北地区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事实上，
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
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也不利于作为抗战陪都和后方核心基地。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阀也
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蒋介石对此也并不满意，从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
在经营西北的同时，蒋介石即已开始关注尚未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四川。
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以
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国民党势力也乘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
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蒋介石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
和成都等西南各地，长达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眉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
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不同内容的讲演和训示。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
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主题。特别是在西南之行的后期，由于华北危机的日趋严
重，加之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蒋介石的重心逐步由前期的追剿红军和统一政令转向经营西南
抗战根据地。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
滇为后方”的战略设想，并开始积极整顿金融，发展交通，兴办国防工业，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
筹建，强调“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
，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蒋介石理想中的抗战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
区。
国民政府何时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重庆为陪都？
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的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
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不过，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却是呆在成都，住在北校场（今天的成都军区司令部的位置）。夏天天气太热的时候，他还会去峨眉山避暑。当然，这么重要的少数人，都是乘飞机飞来飞去了。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
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迁都重庆而不是西安里？
战乱动荡的20年间，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在内忧外困、时局艰难中，仍然步履蹒跚地做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百忙中亲临兰州，视察与督导西部建设。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旷日持久的持续消耗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破袭臊扰中，有生力量受到重创，短期内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线开始稳定在蒋百里战前国防规划中预定的区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不再奔波于前线，宵旰不宁的蒋介石有了闲暇，能够着力于考虑西北事宜，从开发到降服西北诸雄，收归政令于中央。他认为： “从事于西北之建设，并将新疆与青海之全部铁路一气呵成。盖战后20年内，如有外患，则我必取守势，仍欲引敌至我内地决战”。他萌生了迁都西安的打算，“南京与北平皆近海，最初30年必不能建立强大之海军为之掩护，故首都地点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适中，介于东北与西北之间，足以控制全国”。抽暇到西北再次巡视，成了他的一个念想。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开始了对位于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巡视。莅临兰州后，他下榻在渝中兴隆山双峰中的栖云峰东南半坡的别墅里。清晨起来，面对山下兴隆峡里的潺潺流水，遥望满山苍翠的云龙峰，流目映着朝晖，一片裹着霞光的陇南山川，蒋介石慨然道：好山水，想不到，童山秃岭的甘肃，也有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他由是想到，只要有了土壤、有了水，西北的干山荒滩照样能长出郁郁葱葱的树木。这坚定了他西部开发的意志。 随后，在胡宗南的陪同下，蒋介石首先来到玉门油矿视察，在匈奴以为天山的祁连山腹地，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矗立起一座座钻井平台，中国无油的历史将要结束了，这里会涌现一座万人规模的大油矿，蒋介石喜不自禁，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 8月28日，蒋介石飞抵嘉峪关，登临关城，西北望古称西域的那块辽阔的国土，他豪情满怀，发誓要把它收归中央，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样思忖着，他多么想亲往迪化（乌鲁木齐），屈尊面晤盛世才（新疆督军，军阀，东北人，后内调为农林部长，去台湾）。但是，新疆机场由苏军控制，蒋介石心里不再愿意与苏联直接打交道。于是打消了念头，命令随行的陈布雷拟电报邀请盛世才到兰州一会。但是，一向多疑的盛世才以边情复杂、不便分身为由，终不肯前来应命。蒋介石一筹莫展。宋美龄慨然愿往迪化，代为说辞，遂于次日在朱绍良（西北长官公署主任）的陪同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迪化，去抚慰盛世才。见过世面，熟谙东北人心理，颇能应对草头王的宋美龄的一番游说，动之以情，晓以利害。与苏联人已心生芥蒂，需要寻觅靠山的盛世才最终决定投向蒋介石，同意国民党派遣党务人员和中央军部队进入新疆。在确定了对新疆有关人员的安抚政策后，蒋氏派中央军十万大军入驻新疆，调盛世才回中央任职。又调整了对西北几马的兵力部署，完成了对西北局势的掌控。 1942年9月3日，蒋介石在视察了宁夏马鸿逵部队后，由宁夏飞抵西安，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一连五天，他先听取各军师长的汇报，然后自己作了两天的讲评。驻扎西北的军事将领普遍反映人马补充困难，士兵吃不饱肚子，部队药品缺乏，疾病流行，要求中央解决。蒋介石听着这些诉苦，心中焦虑而恼怒。自北伐甫定，建立政府以来，内忧外患，未尝有一日消停。灾荒、战争已经消耗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在半壁河山、民生凋困中，如何讨得了财富和金钱，物资与给养？蒋介石批评各级将领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西北驻军要体谅中央的困难，力行勤劳俭约，凡事自动自理，来解决一切补给困难。他指示西北驻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建设西北，即屯垦、畜牧、兴办水利、植树造林、发展交通运输五大任务。他告诫胡宗南等人，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爱，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不可视为边疆而言辛苦。心里却在盘算该如何启动这种建设。 巡视归来，针对西北人口稀少，地利废弃的情况，蒋介石提出要奖励移民，认为，所有不必留在内地的机关，都可迁往西北以充实边地社会活力。为此他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道手令。但是，行政院秘书处在接奉他的手令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签呈，提出：“关于裁减人员部分，党政军机关所担负工作之爱质不一，员额亦各不同，公务人员在年龄、经验二方面究有几分之几宜于开发边疆，凡此皆应详加考虑。”对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可行爱提出了疑虑。因为战事紧张，诸事繁杂，办事人员以为蒋发了神经病，不大理会他的这个指令。蒋的规划和意图虽然在兰州引起巨大反响，却被封存于襁褓之中。
重庆是什么时候列为陪都的？陪都是什么意思？
陪都：因政治地理原因或其他政治军事形势的原因，朝廷或国家在正式首都之外选择特定地理位置所建立
的辅助爱首都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比如唐代和明朝的
两京等。
重庆正式确定战时首都是在1937年底淞沪抗战期间，而正式宣布为陪都应该是在1940年。西安在30年代初
曾经被列为陪都的候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
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
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
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
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
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
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处于不
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
话，强调“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
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并明确提
出了四川是“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
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随
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到重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西安曾经被列为陪都的候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在其日记
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并在四届二
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并一度形
成开发西北的热潮。
但是，选择西北地区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事实上，
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
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也不利于作为抗战陪都和后方核心基地。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阀也
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蒋介石对此也并不满意，从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
在经营西北的同时，蒋介石即已开始关注尚未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四川。
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以
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国民党势力也乘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动，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
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武汉飞抵重庆，到10月7日离开成都前往西安，蒋介石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
和成都等西南各地，长达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除在峨眉军官训练团的22次讲话外，蒋介石在不同的
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了49次不同内容的讲演和训示。除围剿红军和统一政令以外，蒋介石讲得最多的
便是西南各省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如何加强建设的主题。特别是在西南之行的后期，由于华北危机的日趋严
重，加之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蒋介石的重心逐步由前期的追剿红军和统一政令转向经营西南
抗战根据地。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
滇为后方”的战略设想，并开始积极整顿金融，发展交通，兴办国防工业，加紧了对西南抗战后方基地的
筹建，强调“我们本部十八省那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
，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蒋介石理想中的抗战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
区。
国民政府何时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重庆为陪都？
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的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
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不过，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却是呆在成都，住在北校场（今天的成都军区司令部的位置）。夏天天气太热的时候，他还会去峨眉山避暑。当然，这么重要的少数人，都是乘飞机飞来飞去了。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国民政府何时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重庆为陪都？
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的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
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不过，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却是呆在成都，住在北校场（今天的成都军区司令部的位置）。夏天天气太热的时候，他还会去峨眉山避暑。当然，这么重要的少数人，都是乘飞机飞来飞去了。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